自由女神生日快乐 | 想象安吉拉·卡特的方法
1940年5月7日，安吉拉·卡特出生在英国伊斯特本。这之后的人生，她凭借《染血之室》《马戏团之夜》《焚舟纪》《安吉拉·卡特的精怪故事集》《明智的孩子》等新颖无畏、独树一帜的作品，成为一代人的偶像和百年来最富盛名的英语作家之一。
卡特一直在产出逆时代主流的长、短篇小说和新闻报道。在英国文学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统治的时期，她玩起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哥特恐怖、科幻小说和童话题材，信马由缰地描写奇异和超现实的景象。
她的作品时而滑稽，时而性感，忽而恐怖，忽而残忍，但始终具有锋利而颠覆性的智慧和华美的文风。她想要拆解支撑我们生活方式的神话角色和结构——尤其是关于性别身份的种种神话——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，她已经变成了女性主义的象征。但正是现在，在她已然销声之时，她的才华才得到广泛认可。
想象安吉拉·卡特的方法
在《小说修辞学》中，美国学者韦恩·布斯认为，作家在创作时会创造出一个与他实际人格完全不同的“第二人格”，即“隐含的作者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会有两位作者。
因此，在《卡特制造：安吉拉·卡特传》中，传记作家埃德蒙·戈登孜孜以求的，就是寻找到这位“隐含的作者”。作为卡特首部经过授权的完整传记，戈登一直在寻找一种书写的平衡：一方面，表演欲望浓烈的卡特，她的精神旅程，与她实验意味的文本创作、华丽的辞藻铺陈、先锋的文学观念，总是相互影响，共生共存；另一方面，卡特的事迹年谱，总是或多或少的，与寻找被主流意识文化禁锢许久的女性身份主体相关联。
《卡特制造：安吉拉·卡特传》
（英）埃德蒙·戈登 著
晓风 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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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这两条线索作为反观的角度，戈登完美的勾勒出了女性创作者在一生之中，不得不面对的写作事业与情感生活的博弈。无论是《魔幻玩具铺》中的任由无意识驰骋的少女梅勒妮，还是《明智的孩子》中明确女性身份的秀场演员，女性总是在承担着叙事，并推动着故事百转千回，走向文学自主性。或许这些都激发了戈登的阐释热情，在他的视角里，卡特一直在自我构建一个艺术世界的结构，这个结构既可以指涉卡特的生活，又与生活世界的结构并不严丝合缝的对应。这个想象的过程，就是埃德蒙·戈登叙事的过程。
卡特小说试图探讨的母题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欧洲经典童话，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，魔幻气质浓烈的幻想世界。在我看来， 安吉拉·卡特所创作的，大量的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的小说，最能体现卡特的风格与热情。在短篇小说《老虎新娘》中，“我”被赌博的父亲输给了野兽，恐惧与愤怒之后，“我”与野兽完成了交换，最后放弃了“圣诞玫瑰”的肉身，变成野兽的同类。
《明智的孩子》
（英）安吉拉·卡特 著
严韵 译
这则以《美女与野兽》为蓝本改写的童话故事，卡特赋予了它气质浓烈的女性主义精神：从“我”出发，以“我”之眼，从容的阐释了她对于性别政治的洞见。惟其如此，在自成一体的野兽的宫殿中，在阴暗的牢房里，在整个外部世界都是“我”内心世界的映照的境况下，性别权力的对抗才足够真切与强烈。“我”对自由以及个人意志的渴望，有了更充分的铺垫、补充、说明。而“我”的结局，“人世生活的所有皮肤随之而去，剩一层新生柔润的光亮兽毛”，与其说是对男性社会的反讽与消解，不如说是女性释放动物天性的隐喻表达，显然《卡特制造》中的卡特本人，更认同后者。
除此之外，安吉拉·卡特的精彩之处在于她能够在各自角色之间自由转换，尤其擅长跳进小说中，将日常经验、权力关系转化为奇异叙事艺术。在《卡特制造》中，埃德蒙·戈登在大量的日记、访谈、书信、评论中按图索骥，去力证这样一种可能性：在自传体小说《爱》中，心理失常的女主角原型是卡特的第一任丈夫保罗，而故事的男主角的原型则是卡特自己。
权力关系的扭转与性别错指，之于卡特而言，形成了一种有趣的象征性模式：她在两性关系中，永远渴望成为“更强者”。如同戈登条分缕析的考据：《霍夫曼博士》中女主角艾伯蒂娜不仅外表像卡特的日本恋人荒木，还兼有荒木的诸多性格特征；而小说的完结，某种意义上，也是卡特为她与荒木恋人关系谱写的挽歌。
安吉拉·卡特系列作品
随着这个象征越来越明显，卡特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更像是启示录：一个关于历史、爱情、女人的故事。无论是自传意味浓厚的性别错指，还是《霍夫曼博士》中的女扮男装，《新夏娃的激情》中“既男且女”，卡特的写作激情不在于重复，也不在于“制造”爱情。她更感兴趣的是，用新鲜的，甚至来源于幻想国度女性视角，去完成叙事视角的诡谲多变，以及“时而华丽，时而残忍”的叙事语调。她的绝大多数的文本，女性角色都会受到额外关注与凝视。在西方传统诗学的语境中，无论是《伊利亚特》中引发战争的海伦，还是《哈姆雷特》中沉于河底的奥菲利亚，女性都是不在场的，是“被叙述”的。
卡特怀着反感与戏谑消解了这一叙事传统。她不仅将女性形象从历史的、神话的烟云中打捞出来，还赋予其特殊的历史使命：揭穿男/女性别气质的文化原型，拆解关于性别身份的种种神话。为此，卡特开启了声势浩大的“神话重塑工程”。除了翻译与改写夏尔·奥佩罗开时代先河的故事集，改写了《睡美人》《灰姑娘》为代表的传统童话，卡特还编撰了《精怪故事集》——一本关于女孩和女人的民间故事集。
彼时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正高喊着性别对立，只有卡特置若罔闻，并坦然自白，“与其仰仗肤色不同的姐妹，不如展示共同的生存困境，更有意义”。这或许是因为，在小说家的叙事语境中，唯有“非正式”的文化中女性气质的丰富博大的可能性，才更值得书写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安吉卡·卡特的经历，与她构建自我的生命叙事，紧密而不可分割。终其一生，她都是那位“非正式”女性：从逃离控制狂母亲，到通过婚姻自我救赎，再到随心所欲的人生暮年，卡特对自我的塑造、表演、消弭、重构，已经如痴如醉。在某个时期，她甚至成为自己的拥趸。
一以贯之的是，置身解构主义浪潮中的安吉拉·卡特，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，对重视个体、部件本身的渴望，促进其在文学的范畴内，用文学的观念，重组欧洲童话，打破传统女性形象，在自我叙事中无限叠加“非正式”的气质。《卡特制造》的难得，在于诚实的还原了卡特自我叙事的过程，并辅以精到的评判与幽微的想象。某种程度而言，戈登完成了卡特未竟的志业，那是离世之前卡特写在记事簿上的临别赠言：“真正重要的是叙事。我们就像走钢丝艺人一样随着叙事线索行进。那是我们的生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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